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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地跨越》手记之（十九）秘鲁的华人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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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马的唐人街位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街道不宽，但熙熙嚷嚷，很是热闹。街两旁的店铺都是华文招牌，饭馆、文具店、服装店、杂品店各色各样，当然以餐馆居多。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的餐馆与其他地方不同，打工的全是秘鲁人，而没有中国人。
秘鲁华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0年前。19世纪中期，军事强人拉蒙·卡斯蒂利亚元帅掌握了秘鲁的政权。卡斯蒂利亚曾与圣马丁和波利瓦尔并肩作战，十分英勇。1845年他当选总统后，开始实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修建公共设施，修建公路和铁路，他最大的举动是废除了奴隶制度。
黑奴解放之后，秘鲁下层社会的劳动力更需补充，庄园主们就通过澳门到中国招募劳工。当时中国正值太平天国战乱，大批广东农民被装在木船中漂洋过海来到秘鲁。从1849年第一批劳工在秘鲁上岸后的几年间有11万华工来到秘鲁。最早到来的华人，以掏鸟粪、修路和为庄园主种植庄稼来偿还为期7年的身债。据老侨们说，那时的中国华工比黑人还不如。
华人到南美最早是秘鲁，然后才逐渐散落到其他国家。最大的一次迁徙是1879-1883年间秘鲁与智利的太平洋战争，那时受到奴隶待遇的华人为了自身的解放，反过来帮助智利打秘鲁，结果智利取得了胜利，华人的待遇也随这改变。
在唐人街的中心位置，是秘鲁华侨的中心团体——通惠总局。通惠总局由八大华人会馆组成，可以说是华侨组织的总管。
走进通惠总局宽大的厅堂，左手边是当年光绪皇帝给通惠总局御笔提写的“通商惠工”的匾额。对面墙上的祖宗牌位上，供奉着清政府首任驻秘鲁公使郑藻如的像。据通惠总局的主席萧先生给我们介绍。通惠总局一百多年前由郑藻如倡导成立，取“能商惠工”之意，旨在发展对外的交流、华侨相互帮助共同发展。光绪皇帝为海外侨社提匾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秘鲁，华人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据估计，有华裔血统的人大约有300多万，占到秘鲁总人中的十分之一。许多政党看到华人的力量，都纷纷拉拢。当年藤森竞选时，有时就称自己有华裔血统，在他的政府中有七个华人部长。华裔的国会议员，将军，地方政府官员也有不少。华人为秘鲁社会使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在秘鲁，华人受到普遍的尊重，这是在海外国家中少有的。
萧先生说，以中餐馆为例，在利马保守的估计，有三千多家中餐馆，每家餐馆至少雇用三——五名秘鲁人，不仅增加了秘鲁人的就业机会，还改变了秘鲁人的饮食习惯，中国的炒饭现在已成了秘鲁人最常吃的快餐。在秘鲁中餐馆叫做“Chifa”就是中文里“吃饭”的谐音，据说它的来历是当年华工作工时，送饭的来了都会高喊“吃饭啦，吃饭啦”，招呼大家来吃饭，以后秘鲁人就把吃中国饭叫做了“Chifa”。
在利马，对经济影响最大的华人是爱拉多·王。他的“E-Wong”超市连锁店控制了整个利马的超市行业。在一家规模巨大的超市里，我们采访了他的儿子，因为老人今年88岁，已不再管事了，家业交由五个儿子分头打理。
小“E-Wong”四十多岁，长的文静帅气。他说，四十年前父亲只是在街边开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杂货店，后来看好超市的经营方式，改做超市，迅速发展起来，现在在利马城的各个脚落开了二十六家。前两年又收购了一家法资的超市连锁店，成为利马最大的超市企业。
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使得他们在秘鲁有了发展的机会，但真的做大事还要靠智慧和知识，E-Wong的五个儿子都在美国受过教育，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秘鲁很难得碰到会讲英语的人。
秘鲁的华人的确与南美其他国家的不同，单以侨社的历史与规模讲，就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们采访的一家“隆善社”，是广东隆镇华侨的同乡会，成立已有一百多年，比通惠总局还要早，隆善社最引以为骄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援国内的抗战，掀起过三次大规模的募捐买飞机的活动。前两次都是组织街头演出，派发传单来募集资金，第三次则是邀请国内名人题字作画，用义卖的方式来募捐。在如今隆善社会馆的展览室里陈列着几十幅当年的名人题字，其中有周恩来、蒋介石、陈诚等国共两党领袖的条幅。据隆善社的主席说，八十年代，他在广东农村的一个侨属家里看到一幅周恩来当年的题词，于是开始收集。由于当年义卖出去的字画已失散民间，收集起来极为困难，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复制到一批当年的名人作品，并找出隆善社保存着的没有卖出去的字画，在抗战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开了这个展览会。开展览的那天，他们还有意安排了中国驻秘鲁大使和台湾驻秘鲁的商务代表同时出席。主席拿出一张两个外交官坐在一起聊天的照片对我们说，这是在汪辜见面之前，大概是大陆与台湾的官员第一次坐在一起。主席接着说，秘鲁的华侨有着光荣的爱国历史，这几年祖国强大了，在海外的华侨可以更明显地感觉到。我们也希望祖国能早日统一，不要再分裂下去。
在这一路上，我们经常听到华侨说到，现在祖国强大了，我们的地位也提高了。听起来好像有些八股，但我相信，这一定是他们来自切身感受的肺腑之言，这大概是国内的人不可能体会到的。
在使馆赵参赞的推荐下，我们去采访了秘鲁国际土豆研究中心，那里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有几个中国科学家在那里工作。
在秘鲁，有二千多年种植土豆的历史，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世世代代以土豆作为主要食品。据说，在秘鲁土豆的种类有五千多种，不同的种植条件，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样子，使秘鲁成为最有经验的土豆种植国。秘鲁的国际土豆研究中心是三十一年前在联合国发展署的倡导下成立，旨在推行一项使贫穷的高山地区发展土豆种植经济的计划，在发展公约上签字的有联合国粮食组织，联合国发展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个国家。
土豆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接待了我们（可惜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研究中心的总部，他们在9个国家还有分支机构，中国是最大的合作伙伴，他们在中国也有实验室和实验基地。
研究中心每年都要对他们在各国研究和推广的效果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最有成果和最有成效的往往在中国。他们在山东推广一项新技术，估计经济效益可达到一亿美元。他赞扬中国政府重视扶贫工作，也为他们的研究中心能为中国作一份贡献而感到自豪。
聊到最后我们才知道，副主任原来也是华裔，父亲是三十年代来到秘鲁，而外祖父则是二十世纪初几年来秘鲁的老华侨。只不过他已不会说汉语了。
我们的采访对象是研究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张大鹏和一个藏族姑娘卓玛。张大鹏不到四十岁的样子，看上去精干爽快，在四川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受雇于美国一间大学到秘鲁来做研究工作，已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如今主持一个研究室。他一边带我们介绍研究中心，我们一边拍摄他的工作情况。研究中心有很先进的研究设备，有自己的实验田，有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张博士告诉我们，他一个人在秘鲁工作，老婆孩子都在美国，因此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他研究将生物工程技术用于土豆的品种改良，有很好的前景。他每年都会去中国，尽管受雇于美国大学，但他很高兴他的工作能在中国发挥作用。其实我很能理解像张博士这样的科学家，国外有好的研究条件，有好的待遇，有好的生活，他们完全有理由留在国外，而且他们是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做那些对中国的发展有益的事。比起那些只会发发牢骚的文人墨客和那些只想发中国人财的冒牌外商来，他们要高尚得多，值得敬佩得多。
如今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中国人，但是象秘鲁这样丰富多彩的华人世界大概不会太多。至少在南美，我们走过这么多的国家，只有秘鲁让我们觉得华人的故事有意思，值得讲。（钟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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